慶祝共和國七十華誕繪制城鄉建設大藍圖

——中國建筑設計70年簡述

70年在歷史的長河中只是一瞬間，70年有太多的歷史瞬間，每個瞬間都代表著一段事實與歷史，更牽掛著現實。建設新世界，創造新傳奇，每一步前行都離不開凝聚向上的力量。城市更新也好，新建筑創意設計也罷，回顧中國設計70年歷程，是因為面對光榮的荊棘路，無人再讓歷史回頭，這里充滿著責任。梳理新中國70年建筑設計的經驗，也要同時矚目成就與問題，正如1999年在北京召開的世 界建筑師大會上吳良鏞院士發布的《北京宣言》提出的：只有透徹研究20世紀建筑發展規律，才能走好面向21世紀的創作之路。因為這其中有影響中國當代建筑發展的一系列關鍵事件。

見證新中國建筑70年的歷史性跨越，建筑界有太多的城市記憶，中國建筑與建筑師如何走向新中國，也有太多可照見歷史的明鏡。據資料顯示，早在1948年8月，戴念慈在題為《論新中國的新建筑》一文中表示：新中國的新建筑應是以真理為據的建筑，它應是以人民的合理性生活方式為基礎的建筑，應是表現高度藝術性的建筑，應是適合中國國民經濟的建筑?，F在看來，這些目標在新中國70年的建筑

歷程中都實現了。此外，他還論述了1955年中央確定的“適用、經濟、在可能條件下注意美觀”的建筑方針的雛形。本文的撰寫為70年中國建筑設計行業留下記憶之事，有鑒于70載時光建筑作品、事件和建筑師豐富性，它定會用知識思想與審美教育業界后學，傳承并影響全社會，甚至告知世界建筑界，從1949年走來的中國建筑師是富有創造力的幾代人。這篇文字無法窮盡70年建筑界的所有“人”和“事”，但它一定是用作品與英才寫就的建筑經典，因為這里的“傳奇”是珍貴的，堪稱新中國70載的寶貴遺產。

新中國建筑70年主要事件與述評

70年對一個國家說來只是彈指一瞬，70年 歷程曲折而坎坷。深入思考中國建筑70年會發現，前30年（1949年 -1979年）中國建筑師的創作環境屬世界上較為嚴苛的，建筑創作呈現精品、但數量并不多；中間20年（1979年 -1999 年）開始了世界建筑史上最忙碌的城市建設期，短期內速成，在繁榮建筑創作時，也造成了“千篇一律”或“千奇百怪”的現實；后20年（1999 年 -2019年）， 借1999年6月世界建筑師大會 （UIA）上發布的《北京宣言》的“東風”，中國建 筑界憑借改革開放的積淀，與外國同行在世紀盛會后大步向高質量設計品質發展前行。以下就幾個重要節點的事件略作評述。

創立我國的建筑機構

早在1949年4月，山東就組建了第一個國營建筑企業；6月，北平都市計劃委員會成立；8月，上海成立華東建筑公司；9月，組建公營永茂建筑公司（北京市建筑設計院前身）；10月，與新中國同齡的中國第一家建筑設計機構—— 北京市建筑設計院成立。1952年8月，原建工部成立，同時教育部進行院系調整，在當時的182 所高校中選取七所設立建筑系，即東北工學院 （現東北大學）、清華大學、同濟大學、南京工學院（現東南大學）、天津大學、華南工學院（現華南理工大學）、重慶建筑工程學院（現重慶建筑 大學）。與此同時，國家還組建了一批設計機構，如原建筑工程部設計院、天津市建筑設計院、甘肅省建筑勘察設計院、四川省建筑勘察設計院、湖南省建筑設計院、原中南湖北工業建筑設計院、貴州省建筑設計院、哈爾濱市建筑設計院，此外，中建總公司所屬的中建東北院、中建西南院、中建西北院等都成立于1952年。盡管初創期 的設計隊伍缺乏成熟的技術與經驗，但靠設計實踐為技術規范標準、設計定額指標乃至相應管理制度作出了開創性貢獻，也為建立設計秩序奠定了基礎。

“十四字”建筑方針與“八字”建筑方針

針對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中國大規模建設出現 的浪費問題，中央于1953年提出“適用、經濟、在可能條 件下注意美觀”的“十四字方針”。1954年9月，時任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曾對建筑浪費問題提出警示。1954年12月27日至1955年1月8日，原建工部召開全國省市建工局局長會議，要求設計領域警惕復古主義思想。原建工部在致中央的報告中表示：“ 在設 計工作中必須貫徹適用、經濟，其次才是美觀的原則，而不顧適用和經濟效果的形式主義思想和一概接受古代建筑藝術形式的復古主義思想必須加以批判……”1955年6月30日，原國家建委主任薄一波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講話中指出：“ 設計工作是基本建設工作中的重要 環節……工程造價是否經濟、建筑是否合理，設計通常起著決定性作用……”可見，在建國初期至改革開放前， 建筑方針“重經濟、輕美觀”的傾向是顯而易見的，它是基于中國國情的政策選擇。但方針并非理論，建筑方針與理論的最大不同在于：方針是據國情的建筑設計理論的必要修正，而建筑理論則是適合古今中外的普適性，新中國建筑設計既要具備建筑理論，更要遵循建筑方針。時隔60多年，2016年2月中央發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強城市規劃建設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見》重新確立了“適用、經濟、綠色、美觀”的新“八字”方針，無疑它已成為新時代中國建筑設計的新航標，必將助力建筑創作的理性繁榮與開放。

50年代的“國慶十大工程”

新中國歷史上，北京共有四次40座“北京 十大建筑”的呈現。第一次即1959年的“國慶十大工程”：人民大會堂、中國革命博物館和 中國歷史博物館（現改擴建為國家博物館）、 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2012年擴建）、全 國農業展覽館、北京火車站、北京工人體育場、 民族文化宮、民族飯店、釣魚臺國賓館、華僑大 廈（已拆舊建新）。 以后三次分別為：上世紀80 年代的“北京十大建筑”（ 1988年）、90年代的 “北京十大建筑”（ 2001年）、21世紀初的“北 京十大建筑”（ 2009年）。 僅就上世紀50年代的 “北京十大工程”來說，它喚醒并造就了另一座 北京“老城”的格局與樣式。1958年9月6日，時任北京副市長萬里召集北京1000多名建筑工作者召開動員會，揭開了“國慶十大工程”的建設序幕。除了北京34家設計單位外，還邀請全國30多名設計“大家”共商設計方案，僅人民大會堂就出現了84個平面方案和198個立面方案。1959年9月，“ 國慶十大工程”中的九項工程完成（華僑大廈10月竣工），至此“國慶十大工程”順利完成，其總面積達67.3萬平 方米。1959年9月，國務院為“國慶十大工程”舉行慶功宴時，時任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舉杯向全國千千萬萬建設者表示祝賀，尤其讓人民大會堂主建筑師張大師到第一主賓席就座，并對他說“我給你們打個五分滿分”。同月的《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大躍進的產兒》的文章中，盛贊“國慶十大工程”在新中國建筑史上取得的新創舉?！?國慶十大工程”已誕生60年， 它不僅僅是新中國成立10周年的紀念碑，也是世界建筑史上的當代豐碑，因為它創造了特殊時代特殊的設計建造水準，是集國家與人民智慧的經典之作；作品集中外先進設計理念與風格，無論在設計還是施工上都體現出創造性，在今日也堪稱奇跡。它們是新中國建筑最早呈現出的多元化作品典范，風格各異、創作自由；它們推出一系列新的先進技術與創新設計，如新中國第一個裝配式建筑在民族飯店建筑結構中誕生，其現代建筑防雷、抗震技術等也歷經考驗。

一次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會議

1958年5月至6月，原建工部和中國建筑學會在上海召開“住宅標準及建筑藝術座談會”，120位各界專家參加會議，主要學者包括：梁思成、劉敦楨、楊廷寶、林克明、陳植、王華彬、哈雄文、吳景祥、戴念慈、林樂義、徐中、段海云等，前蘇聯專家專家組組長羅曼諾夫也作了發言。會上，羅小未、馮紀忠、汪坦、金歐卜、吳良鏞等先后發言，《建筑學報》對此作了重點報道。時任建筑工程部部長劉秀峰在會上作了題為《創造中國的社會主義的建筑新風格》的報告，這是一個既有學術性又具有文獻性、非常鼓舞業界活躍學術思想的報告，該報告研究了建筑問題的幾個基本觀點，分析了建筑特點及構成建筑的基本要素，研究建筑藝術問題、傳統與革新及學習與創造對建筑師的希望等。報告幾乎總攬了新中國建筑10年間有關建筑創作的所有問題，對西方建筑理念要求擺脫盲目對立的態度，是令人信服的重要文獻，至今在學界仍令人贊賞并獲得遵從。有學者評介它是新中國建筑史上第一次有價值的理論研討與建筑評論活動。在這次會議后，全國至少14個省市學會針對此召開了建筑藝術座談會，使探索建筑新風格的創作方法落到了實處。

UIA大會與1999年《北京憲章》

中國建筑界于1955年正式進入世界建筑師協會（1948年成立），得益于中國建筑師華攬洪的引薦與貢獻（1954年）。為此，中國建筑學會組團于1955年參加了在荷蘭召開的第4屆世界建筑師大會，這是中國建筑界面向世界的最早期事件。對于1999年在中國北京成功舉辦的第20屆 UIA 大會，其價值與成就主要表 現在：（ 1）早在1994年國際建協（UIA）建筑師職業委員會 (UIA PPC) 在多個國家建筑學會的參編下，出版了《國際建協建筑師職業實踐 政策推進導則》（即 UIA認同書）， 在1999年 北京 UIA大會上，經100個會員國通過成為建筑師職業國際標準；（ 2）自1995年起，為迎接 北京1999年 UIA 大會的召開，中國建筑學會 聘請美國弗蘭姆普教授與張欽楠，分別擔任10 卷本“20世紀世界建筑精品集”叢書（全世界 10個地區的20世紀1000項作品）的主編、副主編，該書系獲得國際建協、國際建筑評論家協會（CICA）等機構獎項，是中國對20世紀世界建筑的一個重大貢獻；（3）20世紀人類在建筑 上的成就是空前的，矛盾與問題也是空前的，為 免于“盲人摸象”，確立建筑學的規則就變得十分重要。憲章是集中體現人類思考的莊嚴形式，至1999年前，《 雅典憲章》（1933年）、《 馬丘比丘憲章》（ 1977年）都在一定層面上，對指導建筑與城市發展具有重大意義，如果說它們代表著一定時代的希臘文化和印加文化，那么1999年 UIA 大會的《北京憲章》則是東方文化底蘊的重要反映。用《北京憲章》總結20世紀建筑發展規律、指引新世紀建筑方向，不僅是中國建筑界國際地位提升的體現，也反映了新中國建筑事業取得的巨大進步。

全方位的設計體制變革

50年代至80年代中后期，我國建筑設計機構基本上以國有單位為主，其間經歷了事業單位的企業化改革，在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下，設計單位體制呈現多元化發展趨勢，在20世紀90年代便形成了國有、集體、股份制、民營、外商合資等多體制并存的格局，設計機構平等競爭，活力迸發。事實上，無論是國有還是民營等不同體制，中國建筑設計機構正步入公司化、專業化、規?；?、職業化的發展道路。

2012年吳良鏞院士、王澍教授雙雙獲獎

2012年，中國建筑師迎來兩件喜事：其一，2月14日，2011年度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兩院院士吳良鏞榮獲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這在中國建筑界尚屬第一位；2月28日，美國凱悅基金會主席湯姆士·普利斯克宣布，將有“建筑諾貝爾獎”之稱的普利茲克獎授予時年49歲的中國建筑師王澍，這是中國建筑師首次在世界頂級建筑獎項中榮獲大獎，實現了新中國建筑師在國際舞臺上的新突破。

從唐山到汶川的災后重建

唐山是中國近代工業發展的重要城市之一，在此誕生了中國第一座煤礦——唐山煤礦，建成中國第一家生產水泥的啟新洋灰公司、全國第一條標準軌距鐵路——唐胥鐵路、第一個鐵路機車車輛廠，生產出第一臺國產內燃機——車龍號機車等。然而，這一切卻因1976年7月28日的一場7.8級的大地震化為烏有。在廢墟上重建家園的努力之下，重建后的唐山市于1990年11月13日榮獲聯合國頒發的“人居榮譽獎”，同時以“為人類居住區發展作出貢獻的組織”的名譽被載入聯合國獎勵史冊。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震驚全國，這場7.8級的地震給災區人民造成了巨大的創傷和痛苦，其地震烈度、強度及破壞性遠超唐山地震。在中國建筑學會、中國勘察設計協會和中設協建筑設計分會等單位組織下，中國建筑師積極投身災后重建，一邊組織專家咨詢，一邊開展各類“土木再生——家園重建”設計，彰顯了建筑師、工程師的社會責任。2010年9月，災區城鎮居民已全部搬進新房。新中國成立70年來，唐山、汶川大地震都是對建筑工作者的發問——如何進行災后重建，如何從一開始就使建筑具有安全性，如何在應用建筑方針時就營造設計安全、適用且美觀的空間環境，是設計與建造者的重要使命之一。

70年來，中國建筑取得的輝煌成就是中 國建筑師服務國家、奉獻社會最有說服力的見證。但本文只能捕捉新中國建筑的一些代表， 從中品味它們與國家命運的緊密關系，發現其獨特的歷史價值與建筑風格。

人居環境

居住建筑乃人類創造中最龐大、最復雜、 最耐久的一類量大面廣的項目。盡管如今中國城鎮人均居住面積已從20世紀50年代的3平方米 -4平方米躍升到40平方米，但凝固的歷史不可忘記。上海曹楊新村（1951年，汪定曾等設計），建于原來居住環境十分惡劣的上海西北郊的貧民區，建筑面積11萬平方米、建成住宅4000套，雖住宅多采用大居室的單室戶，但平面布局合理，新村中心設有各類公共服務設施，新村綠化成點、線、面結合態，還提早考慮了小汽車的進入，設計理念十分超前，開創了中國現代居住區規劃設計的先河；北京百萬莊小區（1953年，張開濟、宋融等設計），由9組 60余幢坡頂特色小樓構成，按照“子丑寅卯” 的順序排列，申區的4排2層小樓是百萬莊小區的核心，整個小區采用當時先進的“鄰里單位”規劃理念，有“共和國第一社區”的美譽， 其中也有不少人居設計的意趣。此外，這些成績的取得，還離不開全國各類人本主義回歸的城鄉住宅設計競賽的推動：1979年，原建設部舉辦了“全國城市住宅設計方案競賽”；1984 年開展了“全國磚混住宅新設想方案競賽”； 1987年，為配合“國際住房年活動”，原建設部組織了“七五”城鎮住宅設計競賽；1989年，以“我心目中的家”為主題，舉辦了“全國首屆城鎮商品住宅設計競賽”；1991年，組織開展了全國“八五”新住宅設計競賽等。

傳承與復興

傳統建筑的再現，社會及公眾對其有極大的期許。然而，現實中凡成功的作品真正復古的卻很少，都是在探索傳承中的新續。揚州鑒真和尚紀念堂（1963-1973年，梁思成設計），是主流傳統建筑的代表作之一，它位于鑒真的故鄉——揚州城北蜀崗中峰法凈寺，建筑以唐招提寺為藍本、略帶唐風。中外城市反對假古董與文化遺產的復原均在爭論中前行，《世界遺產名錄》中的波蘭古城就是完全復建的，其強調文化遺產的復原遵循什么原則與技藝。黃鶴樓位于武昌蛇山，始建于三國，屢建屢毀。黃鶴樓重建（1978-1985年，向欣然等設計）重建面積約4000平方米、樓高51.4米，采用鋼筋混凝土仿木結構，樓體造型“四望如一、層層飛檐”，“下降上銳、其狀如筍”，留有明清兩代黃鶴樓的風貌與雄姿，今天已成武漢長江邊上的重要文化地標之一。

文化建筑

首都劇場（1953-1955年，林樂義設計），是中國第一座以演出話劇為 主的專業劇場，觀眾廳設有座椅1302個（其中樓座402個）、舞臺深20米，建有直徑16米的轉臺，當時是國內唯一一個自行設計和施工的劇場。建筑師林樂義摒棄了單純的古代傳統形式，采用有代表性的傳統藝術造型，創造性地應用了垂花門、影壁、省替、額枋、藻井乃至瀝粉彩畫等技術，至今首都劇場仍是北京藝術演出的理想場地之一；廣州西漢越王墓博物館（1986-1993 年，莫伯治、何鏡堂等設計），為保護被發掘的南越第二代王趙昧墓而興建 （該墓距今2000多年，為全國重點文保單位），其設計特色在于結合陡坡和山崗地形，沿中軸線依山而建，通過蹬道及回廊拾級而上，巧妙地將入口、陳列、古墓、珍品諸內容連接成一個有機整體，頗具匠心。

高校建筑

天津大學第九教學樓（1954年，徐中、馮建逵等設計），是20世紀50年代中國建筑界民族主義思潮的重要體現和結晶，建筑運用古典主義思想，臺基、主體、屋頂分三段構圖，屋頂中部受摩尼殿的啟發，設計出山花朝前的十字交脊歇山屋頂，在簡樸的總體上設有中部入口，和平鴿鴟吻的表現形式反映了戰后對和平的渴望，琉缸磚清水墻面材料的運用成為天津近代建筑的獨特性所在。天津大學馮驥才文學藝術研究院（2005年，周愷設計），位于天津大學青年湖畔，其功能從文學研究與藝術展覽兩個方面進行考慮，設計營造大尺度的方形院落，以體現書院的意境；除湖景、自然光、樹木及落地窗的巧妙安排外，外墻的材質色調和院子里的鋪地（主要是青磚、瓦片、木板三種材質）都有質樸且充分的表達，以體現意境的融匯與互動，是當下高校建筑尤其是彰顯人文教育情懷設計作品的典范。

飯店建筑

飯店建筑是中國建筑開放的“報春花”，它既是改革開放先起步的類型，也是較早引進境外設計作品與思潮的領域之一。典型的飯店建筑體現了諸多新觀念。香山飯店（1979-1982年），是由國際著名美籍華裔建筑設計師貝聿銘先生主持設計的一座融中國古典建筑藝術、園林藝術、環境藝術為一體的酒店，作為不同文化間優雅的“擺渡者”和探索者，貝聿銘表示他“想借香山這個題目看看豐富的中國建筑傳統有哪些值得保留的地方”，為此他采取了園林式院落組合，加頂庭院“四季庭院”，在淡雅的江南民居色彩和考究用料下，“安排”了精致的細部如“曲水流觴”等。同時期的飯店建筑佳作還有上海賓館（1979-1983年，汪定曾、張皆正設計），廣州白天鵝賓館（1979-1983年，佘畯南、莫伯治等設計），深圳南海飯店（1986年，陳世民、謝明星等設計），拉薩飯店（1985年，陸宗明等設計）， 杭州黃龍飯店（1987年，程泰寧等設計），北京長富宮（1989年，魏大中等設計）等。

圖書館建筑

自20世紀70年代初啟用到1973年10月29日周總理對擴建計劃作出批示，北京圖書館新館決定選址新建，其中經歷了多次比較和研究實踐，最后在楊廷寶、戴念慈、吳良鏞、張镈、黃遠強五位德高望重的建筑師“傳統形式較多的方案”基礎上，吸收了其他方案的優點而完成，所以后來習慣上稱之為“五老方案”。該項目總建筑面積14.2萬平方米，地下3層、地上19層，藏書2000萬冊，屬高書庫，低閱覽區有三個內院建筑群，給讀者提供了中國庭院式與中國書院多層次結合的讀書與遐思場景。關肇鄴院士的清華大學圖書館新館設計，是在1919年（美國建筑師墨菲設計）、1931年（楊廷寶設計）的舊館基礎上進行的，1992年建成的新館總面積達2萬多平方米，是舊館的3倍。設計過程中，關院士堅持了如下設計理念：“ 尊重歷史、尊重環境、尊重先人創作成果”。他強調：為了避免新館的體量過大、過于突出，使老館處于從屬地位，特將新館高大的主體部分適當后移，將新館底層部分前置；為了避免新館對老館造成壓抑，求得與老館尺度一致，巧妙地將新館入口藏于半開敞的前院中；為求得新館風格與老館的和諧，外墻使用清華園與老建筑一致的紅磚與灰瓦；為了求得與老館在主題形象上的呼應，新館在幾個入口處的大片玻璃墻處設計了獨立圓拱門，而不是僅僅簡單地重復老館大量拱窗的設計。同時，他用新的創新設計驗證了楊廷寶院士曾反復強調的“在完整的建筑群中新修和擴建，有時并不一定要表現你設計的那個個體，而要著眼于群體是否協調”的理念。

體育建筑

20世紀中國建成較早的體育建筑是1919年清華大學體育館，但真正 的公共體育場（館）是北京體育館（1953-1955年，楊錫鏐設計）、天津市人民體育館（1956年，虞福京等設計）、重慶體育館（1953-1954年，徐尚志設計）、廣東體育館（1956-1957年，林克明設計）等。深圳體育館（1985年，熊承新、梁應添等設計）是一座設施先進、功能齊全的中型多功能體育館，其建筑結構中的美令人嘆服，給人“一柱擎天”之感，該項目在上世紀80年代末獲得“深圳八大優秀文體設施”的榮譽；北京第十一屆亞運會奧林匹克體育中心（1990年，馬國馨等設計）一期總建筑面積12萬平方米，包括體育場、體育館、游泳館、曲棍球場及練習場、醫務測試中心及練習場地等，較好地統籌了總體規劃與各單位建筑的關系，至今漫步其中仍可感受到建筑師營造功能與形式、現代與傳統、環境與建筑、雕塑美與城市美花費的匠心；專為舉辦全國第八屆運動會而建的上海（八萬人）體育場（1997 年，魏敦山等設計），是20世紀90年代后期全國最大的綜合性體育建筑，其最大特點是以一條貫穿東西的主軸線連接體育場及原體育館，將上世紀70年代所建的上海體育館、訓練館，80年代的游泳館、奧體俱樂部等場館串聯成一個整體，形成一個現代化的體育中心。

交通建筑

在這一方面，中國有一批遵循經典現代建 筑原則的作品，雖然其規模不大，卻是中國現代建筑的一次有意義的進步，是值得記憶的創 作。重慶白市驛機場航站樓（1984年，布正偉等 設計）建筑設計，充分考慮地域氣候特點，在創作上頗具匠心，打破通常的候機大廳分散式布 局，將其旋轉45度滿足了交通轉彎的流暢性，還在各個候機廳朝西的窗外設置了設計精巧的遮陽庇蔭通風系統，使得該機場在當時十分 適用、舒服且前衛；首都機場3號航站樓（2007 年，英國福斯特建筑事務所與北京市建筑設計 研究院聯合設計），位于1、2號航站樓的東側，整個建筑造型呈流線狀，屋頂有朝東南向的天窗，在視覺上有仿如“龍身”之感。若從天空俯瞰，航站樓如同一只展翅欲飛的飛鳥，此外中國意蘊的紅色與金色配置得恰到好處，從空間布局上，無論是從集中到分散，還是從分散到集中，都有合理安排。T3航站樓強調以人為本和生態節能理念，用詩意與理性并存的設計手法構建了當今仍屬世界級的樞紐機場。

景園建筑

20世紀70年代，當國外景園建筑學的概念傳至中國，中國景園建筑取得了快速發展。上海方塔園（1980-1981年，馮紀忠等設計），以上海松江縣僅有的宋代方塔磚心瓦礫為源，定性在以方塔為主體的歷史園林遺存上。鑒于地勢平坦，略作堆山理水，順應自然布局，形成了不同的內向空間與景致。園內建筑一般采用青瓦、鋼架等，嘗試新型結構與傳統形式的結合?！?何陋軒”茶廳是一座草頂竹構房子，它延續當地農舍文脈，在輕鋼結構的巧妙運用下確保建筑空間的通透性，很好 地實現與竹子裝飾的融合，也呈現出傳統與現代交織的氣息。此外，在結合城市景園體系建設方面，國內尚有合肥的環城公園等優秀范例。杭州花家 山賓館4號樓（1981年，唐葆亨、方子晉等設計），場地三面環山、綠樹成蔭， 有多處泉眼，建筑采用江浙地區小青瓦屋面，在用料上做到“粗糧細作”，彰顯了當地風景建筑特色的地域性。

援外建筑

1978年改革開放至今，外國建筑師的新作品對中國的啟發是多方面 的，但事實上中國建筑師在70年建筑歷程中也有一系列“走出去”援外的成就。援外項目成為中青年建筑師的用武之地之一，他們釋放出被束縛的 個性，優秀設計迭出，如全國勘察設計大師劉力于1990年完成的突尼斯青年之家項目以白色調主體，建筑入口飾以富有韻味的琉璃瓦、灰紅色圓柱， 采用類型學原理將阿拉伯建筑典型的部件歸納、升華、淡化處理后，并賦 予其新的意義與功能，深得突方贊許；程泰寧院士的加納國家劇院（19851992年）、馬里議會大廈（1989-1995年），同樣是做出大膽探索。前者的創作理念是“理性和意象的符合過程 = 創造”，當地的黑非洲舞蹈、雕塑和壁 畫等藝術的粗獷與熾熱，要求他的作品不僅要浪漫且必須有奔放感；后者為傳達出優美的尼日爾河景色，盡可能地將建筑做成連廊式或半圍合式， 與環境對話，如花的拱飾雕塑、噴泉的豎向水柱等都增強了國家建筑向上 的動勢，這些無疑都是中國對世界建筑史的貢獻。本文從典型事件發生與個案作品（含建筑師）介紹兩個層面出發，回望 了70年行業繼往開來不凡的壯麗圖景，這里有建筑作品帶來的城市發展力量與溫情，有堅守“工匠精神”順應多元生活方式變遷的設計進步，更有在 文化詩意、環境詩意、哲思詩意背景下本土建筑與國際化結合作品的呈現。 盡管本文的歸納與描述是片斷式的，但它卻訴說著中國建筑設計界的發展氣質，可看到建筑師、工程師擔負社會責任的自覺精神，領略一個個城市文 化地標對建筑人與社會公眾的熏陶及感悟，發現在高質量城市發展對設計 的瑰奇與雅趣的新要求下，中國職業建筑師面向世界的雄心與作為。